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刚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第一次重大疫情——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就摆在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如何应对这一疫情是对当时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

来势凶猛的察北鼠疫威胁京津安全

      察哈尔省，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行政区之一，简称“察”，省会张家口市。1952年11月15日，根据察哈尔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等原因，经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雁北专区、大同市及察南专区天镇县划归山西省，察北、察南16县改为张家口专区，连同张家口市、宣化市归属河北省管辖。从此，结束了察哈尔行政区划的历史。

       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爆发于1949年10月初，但当年7月中旬即已发生。最初发生在内蒙古察哈尔盟乌宁巴图前音图浩特，有3人患腺鼠疫死亡。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既不向上级机关报告，也没深埋尸体。于是，鼠疫迅速传至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县察汉崩崩村。

       前音图浩特位于我国鼠疫疫源地南缘，又处于农牧分界线上。向南15里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察汉崩崩村。察汉崩崩村全村居民84户，400多人口，人口相对集中。村民经常以米面换取前音图浩特牧民的毛皮。毛皮易受携带鼠疫病菌跳蚤的污染，于是疫情开始蔓延。

       10月3日，察汉崩崩村出现第一例肺鼠疫患者死亡。这起死亡病例与以往主要通过鼠蚤叮咬传播的腺鼠疫不同，肺鼠疫通过飞沫借着空气传播，危害性更大。腺鼠疫转为肺鼠疫，染病者快则1天、慢则3～5天就会死亡。随着鼠疫的流行，死亡的人数逐步增多，有时1天就死亡6人，至10月19日，察汉崩崩村共死亡36人。

       察汉崩崩村鼠疫发生后，居民恐慌，四散逃亡。10月13日起，察汉崩崩村的逃疫村民开始先后到达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县六区北沙城村、南景沟村、李占地村，与当地居民发生了接触。这3个村子随即爆发鼠疫。10月20日前后，沈万清营子死6人，北沙城子死7人，李占地村死3人，南景沟死1人。宝源、多伦亦有疫情发生，不久便传遍宝源县境内，继而向张北等地扩散。10月25日，鼠疫再由张北传至张家口附近；11月初，传至绥远省的集宁。在很短的时间内，鼠疫从内蒙古察哈尔盟前音图浩特发现后，很快蔓延至察哈尔省康保县察汉崩崩村等村，直至张家口东南的姬家房村附近，波及10个村子，蔓延150余公里。

       康保县政府立即向上级汇报了鼠疫情况，并经察哈尔省政府向华北人民政府发出灾情信息，请求援助。

       华北局接到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县政府的疫情报告后，立即发出通知，指出鼠疫是危害很大、传染很快的一种疫病。京、津和张家口之间有铁路交通，每日来往军民频繁，极有可能将此种疫病传入河北及京、津两地，因此，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作有效的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

       很快，党中央也得知疫情，快速采取了应对措施。

进行鼠疫防治的医务工作者

党中央迅速成立鼠疫防控决策机构

       党中央对鼠疫疫情作出迅速反应。毛泽东亲自出马，周恩来连夜部署，董必武挂帅防疫。

      周恩来、陈云、陈毅、黄炎培、彭真等与会。到会的还有聂荣臻、滕代远、刘澜涛、陆定一、罗瑞卿、李德全、胡乔木、唐延杰、贺诚、苏井观、杨奇清、张友渔、薛子正、朱琏等。会议决定实施紧急防疫办法，成立了由董必武、聂荣臻、滕代远、陆定一、李德全、贺诚、杨奇清等组成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并特别刊印《中央防疫委员会简报》，确保各地区、各系统之间信息的交流与整合。

      会议听取了卫生部、察北地区卫生部门关于疫情的汇报，分析了疫情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的救灾目标。

      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地点确定设在北京东单小土地庙九号原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院内。10月28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开会决定了该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下设四处一办领导人到位，直属政务院管理。

      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建立确立了党中央对抗击察北鼠疫的领导机制，有利于跨越各行政区、各系统整合抗灾资源。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形成了集封锁、防疫、宣教三位一体的防疫体系，这一体系能有效地斩断灾害链、遏制疫源、发动群众，成为我国日后灾害管理的经典模式。

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察北鼠疫侵入张家口，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作有效准备，决定严密封锁交通，派员赴疫区救治，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会后，各地随即相继参照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组织架构成立了各级抗灾防疫组织。

灭鼠运动的宣传画

本篇节选自《党史博览》2020年第3期《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 ——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抗击鼠疫回眸》全文阅读请扫描期刊下方二维码